筆者認為中共是想使用絕對的權利去徹底消除掉任何可以凝聚其反對力量或反抗運動的任何一個象徵符號。
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人選問題上，實際上是存在著兩個華人選項，第一是劉曉波，第二是王炳章。在這個關鍵取捨方面，中共實際上也是在暗地里下了很大的力氣的，為了阻擋王炳章獲獎，消除掉王炳章在反共方面的影響力，不得已而為之的就是需要將該獎的目標推向劉曉波。畢竟，劉曉波的和理非的反抗策略還是符合中共的要求的，不至於造成大面積的真槍實彈的反抗運動。 如果將諾獎人選定格在王炳章身上，鑒於王炳章主張有武裝推翻中共的條款，一旦王炳章獲獎，王的影響力就會更大更廣泛地擴散到海內外，會影響到更多的異議者，這個未來的局面可能會使得中共更加難以控制，因此，兩害相權取其輕，既然諾獎委員會必須頒獎給一個反共的異議者，中共不得已只能暗地做手脚將這個獎項推向頒給劉曉波了。
劉曉波獲獎后，中共擔心釋放劉曉波會使其成為國內反對力量的「精神領袖」，進而引發類似東歐劇變的群眾運動。 中共只能將劉獲獎的影響力限制到更小範圍，不可能放虎歸山任其逍遙，中共深知若放其出國，劉曉波將獲得完全的言論自由，並能有效整合海外民運力量對北京施壓。 因此將其關押至死當然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中共一直貫徹對政治異議者的鐵腕威懾殺雞儆猴的策略，對最具知名度的異議人士實施最嚴厲的囚禁，以此警告國內其他知識份子與維權人士。 透過長期與外界隔離，逐步在公眾視野中「抹去」他的存在與影響力。
另外，對於劉曉波先生的和理非理念，依照筆者淺見，劉的和理非理念事實上證明在對於殘暴的中共來講，幾乎淪落為中共的統戰理念和工具。 和平理性非暴力看著光鮮亮麗，以博愛之名將所有的異議者進行了無形的道德捆綁，以至於遠離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就是「政治」不正確的，這使得海內外的民主運動走入了死胡同。 劉的和理非理念與西方國家的左派意識有異曲同工之處，白左導致了西方社會整體性的敗落，和理非也導致了華人民運的低潮，香港青年「如水」般的和理非反抗策略的失敗也正是劉曉波和理非理念在實踐上的失敗。 面對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匪徒顯示自己的仁愛和平理性，筆者認為是對牛彈琴，選錯了對象。
文/塵埃落定
